——中央党校与北京大学两校青年共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主题座谈会有感
2017年9月19日，中央党校与北京大学两校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合作举办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主题座谈会，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罗宗毅、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等领导以及两校师生代表出席，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为主题座谈会做了朗诵揭幕，朗诵节选自2014年11月29日刊载在人民网上的习近平同志的一篇自述原文——《七年上山下乡对我锻炼很大》。
1969年至1975年前后是习近平同志在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日子，那是我父母出生的年代，对于我来说其实没有一点概念，所以只能通过了解历史去感受，去想象一个国家领导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通过习近平同志的自述和中央党校的采访实录，对那段时间的社会形势有了一些了解。1969年前后是文革时期，也是毛主席第二次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全国教育系统瘫痪，学校积压滞留了一大批毕业生，毕业生成为了城市剩余劳动力，所以才有了通过上山下乡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号召。习近平同志当年15岁，由于父亲受到文革的冲击，背负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去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一呆就是七年，也成为了当时年龄最小、上山下乡时间最长的知青。
在座谈会上，有几位同龄人的经历分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晓丹是北大教育学院的研究生，她曾作为红丝带志愿者走进云南帮助受到艾滋病折磨的家庭，却说自己被那些孩子的爱与温暖所感动；司高是北大医学部八年制的学生，曾到青海省玉树进行医护帮扶，了解到那里的医疗条件落后到甚至连阑尾炎都会被拖到重症；孙玉洁是北大政管学院的学生，也是奥运会女子击剑冠军，双重荣耀也让她对自己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唐青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他在就读期间投笔从戎，成为了雷锋新兵连的一员。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不是只有北上广等一线繁华城市，还有西藏陕北等边远地区和黄土高原；边远地区不是只有美丽原始的生态环境，还有着众多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的中国人。中国很大，大到如未亲眼所见，不会感同身受。基层的经历不是为了受苦受难，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广袤与复杂，更早地树立远大的志向与理想。
以上都是在座谈会上的所见所想，对于此次活动，我还有一些思考。
此次座谈会是中央党校与北京大学两校联合举办的，两校青年共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更容易唤起青年人的共鸣。我有时会思考，为什么学校要进行红色宣传教育活动？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传统学校的责任和义务。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前提是，人才要为国家所用。自古以来的官僚教育体制对现代教育还有着深远的影响，选贤任能的标准在任何时代永远都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我想，这么多年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让我形成了一条最基本的人生观——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所以，林建华校长在庆祝北大119周年校庆暨推进“双一流”建设会上致辞《矛盾是进步的阵痛》中谈到，“一所伟大的学校，从来都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谁都不会否认一所学校身上所肩负的国家民族使命，无论是“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亦或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但是，从我近几年求学的经历来看，身边有不少同学对政治理论学习或实践，反应比较被动、迟钝，问题出在哪里呢？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中国现代大学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今天，无论是中国的大学还是社会政治环境，毫无疑问比起当时是有着巨大的进步的，这是时代的进步。我未能亲身感受蔡元培先生掌舵北大的年代，也就不能评判今时今日的中国大学是否都达到了蔡先生心中大学的要求？
身处北大校园，我深感北大是自由的。学生们可以公开在网络上讨论学校各项制度、措施，提出对“品质校园”建设的质疑。有时候看到有些学生对于学校事务的讨论，时常反思本科时期我的一些幼稚的想法。学生是成长最快的群体，对于成长的极度渴望有时候会滋生这个群体的贪婪之欲。但如果学生慢慢成熟以后，学会理性地思考问题， 学校含辛茹苦的培养也就有了回报，这便是教育的意义所在。
学生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浪潮中，在传统与现代冲击下，许多人迷失了方向，这就需要教育灯塔指引。此时此刻，看着《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封面上他年轻时的照片，背着单肩包，站在田间村头，微微笑。不禁感叹，有多少人能够在毕业之前像习近平同志在青少年时期走过的路那样——“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