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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 — 高悬于中国经济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者:徐建华  来源:《中国与世界观察》, 总第20期,2010年第3/4合期  时间:2014/2/28 8:27:32 浏览:11301次

什么是风险?

    有人认为我们当下生活的社会是风险社会,实际上人类一直生活在风险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们应对风险的历史,只是不同时期人类所必须面对的风险不同。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居住在在洞穴里的人们需要面对被野兽袭击的风险;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的我们则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是在应对各种风险的历程中,人类的社会构架得以形成,于是逐渐有了行政意义上的国防部、卫生部和环境保护部等不同机构,承担着国家层面的风险应对任务。在这一历程中,有些机构在权力和结构上变小了,而另外一些机构在权力和结构上扩大了;旧的机构可能会消失,新的机构可能会出现。无论如何,保险和律师行业却因为风险的存在而蓬勃发展起来。

    “风险”,看似直观、简朴的两个字,却有着丰富的内涵。金融领域的人把风险和财富联系在一起,环境、食品和医药卫生领域的人把风险和健康联系在一起,而官僚体系的人则把风险和仕途联系在一起。不管语境有着怎样的不同,风险的核心要素是确定的,那就是“不确定性”和“不想要的后果”。于是有人把风险定义为事情发生的概率和事发后果的乘积。可是这样的定义却又无法解释这样的风险现象:可是为什么专家警告股市有风险,而民众却趋之若鹜?为什么常年睡在电热毯上的人们突然一夜之间却害怕起住宅周围的高压线来呢?原来风险不仅是客观存在,也是心理感知。

    人们一直在困惑,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风险的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从人们的平均寿命来看,人类面对的风险减少了,可当下社会面对的由技术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的风险却是增多了。环境风险就是这样一类风险: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让人类更快地从自然界攫取资源,也更多地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向环境排放过多的废弃物带来了环境风险,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几乎是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没有避免的梦魇。

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

    人们在称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太多地依赖资源(包括能源和其它资源)。能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电厂要发电、机器要运转、货物要流动;而资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在消费能源、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会对环境产生负外部性。目前中国能源消费主要以化石燃料特别是煤为主,而化石燃料在燃烧的过程中不仅释放出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二氧化碳,也释放出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大气污染物。我们对资源的消费从开采资源开始,到生产产品、消费产品到报废产品的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废气、废水和废渣以及各种垃圾,从而使空气、水、土壤、甚至粮食受到污染,威胁到人体的健康。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几乎是孪生的,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就是环境问题的细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环境污染重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也是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比较劣势。庞大的经济体的惯性使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显而易见又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未来的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因此,即便不是专家也能大致描绘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持续面临的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

    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污染物被释放到环境中,有的被埋到了地下,有得被堆放在地面,也有一些随风和流水扩散。那些随风扩散的物质,有些寿命比较短,如煤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硫,还没有被传输出很长的距离就在大气里发生了转化,于是就造成了区域性污染,如区域性酸雨问题;而另外一些物质的寿命却较长,如二氧化碳,可以随大气全球流动,从而造成了全球性影响,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对于后者来说,环境问题也是外交问题。

国内

    经济的发展关乎人们的福祉,而环境风险有关人们的健康。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经常用成本(或代价)效益分析来说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在估算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代价时,估算结果往往取决于人们对健康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以及对健康货币化价值赋值的高低,因此不同的人所估算结果差异很大:从部分抵消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到全部抵销,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虽然这些数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促进我们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如果说这样的估算只是冰冷的数字,那么中国现在面临的污染以及其严重性却的的确确是能被感知的客观存在。

    中国化石燃料的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90%以上,其中煤炭的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1]。在中国,燃煤大约贡献了90%的二氧化硫排放[2],而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硫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3]。二氧化硫影响人体健康,也是酸雨的前体物之一。中国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土受酸雨困扰。酸雨通过改变土壤和湖水的酸碱性而使农作物减产、森林枯死、鱼类死亡。此外,燃煤也是其他污染物如烟尘、氮氧化物以及汞等的主要来源。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预测,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到2020年会增长33.6%左右(以2009年为基准年),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22.7%上升到2009年的44.5%,到2020年这一比例会上升到50.2%[4]

    机动车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捷,让人们能够更容易到达遥远的地方,可也带来了拥堵和污染。以汽油、柴油为燃料的机动车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机动车尾气排放是近地面排放,不容易扩散,而机动车使用集中的地方往往又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因此机动车尾气污染几乎是所有大中城市面临的问题。基于2005年机动车保有和使用状况的估算,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个区域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占全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的40%强,而这三个区域的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6.4%[5]左右。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区域都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因此机动车污染带来健康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可这些更为严格的标准带来的效益却很快被庞大的新增车辆带来的污染所抵消。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从1949年的5.09万辆增长到2008年的5099.61万辆[6],增长了1000倍。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7]。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预期以及中国居民拥有车辆的现状,几乎所有公开的报告都预测未来中国的汽车消费和保有量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快速增长。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快速地推进。

    在燃煤和机动车释放出来的污染物中,一部分会在大气中发生物理化学反应,生成新的对人体健康危害更大的污染物:臭氧和灰霾(细颗粒物的污染)。总体上,臭氧和灰霾的污染在中国呈逐年加重的趋势。灰霾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大气能见度下降,其中能见度比较差的地区已经从60年代的几个零星的点扩散到2005年的以东部为主的大部分地区[8]。能见度变差除了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不适外,也给交通运输业带来损失。

空气污染给人们带来直接的感官的冲击,而水的污染则需要亲临河、海、湖边才看得到。人们在生产(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水)和消费(城市生活排放出去的污水)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处理而被直接排入环境中,就会对水体造成污染。中国生活和工业污水排放总量逐年增长,在2009年达到589.2亿吨,而污水处理率却比较低。由南到北的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松花江),除珠江、长江外,其他水系污染都非常严重。2009年监测的206条河流的408个断面中,基本丧失使用功能的劣五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18.4%[9]。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大多的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为了平衡地区的发展,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如果说东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带来的只是东部的水体污染,那么西部的发展对水体水质影响的地理范围将更为广阔。

    说“垃圾是在错误的时间放在错误的地点的资源”其实只是一个美好的意愿。对于大部分垃圾而言都不会在一个“合适”的“代价”下变成资源,焚烧和填埋成了现在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而垃圾处理地点的选择则是一个单靠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人们对风险的心理感知决定了“风险多低的时候才算足够的低”这一个问题是无解的。垃圾处理给各方都带来困扰。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们要消费越来越多的物品,同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垃圾。我们生活在一个鼓励消费的时代,国家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扩大内需,加大消费。我们鼓励消费,势必产生更多的垃圾,也驱动着产品的生产,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污染物的排放。

国际

    大气是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 resource),每个主体都可以向大气里排放污染物,而污染物不会停止在行政边界。那些性质稳定的污染物会在全球随风扩散,带来全球性的污染。为了约束人们对于开放性资源的滥用,也为了避免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各国致力于缔结种种条约以解决各类全球性环境问题。氟利昂,曾被用作冰箱、空调、汽车等的制冷剂,是一类稳定的物质,会破坏臭氧层从而使到达地表的紫外辐射的增加,而紫外线的过量辐射可能会导致皮肤癌和白内障。为了应对这一风险,大多数国家签署并实施了《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减少并最终淘汰氟利昂的生产和使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杀虫剂,也是一类性质相对稳定的毒性较高的物质,能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富集并危害人体健康。为了应对这一风险,很多国家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而当下,各国又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没有哪一项全球环境问题像气候变化一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

    科学界对于气候变化是否正在发生、气候变化的可能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尚有争议。但是科学界主流的声音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释放的以二氧化碳为首的各种温室气体正在导致气候变化,表现为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的升高、极地冰川的消融、海平面的上升、极端天气发生频率的增加等。比如,科学家们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着中国的降水分布,现在所观察到的北方干旱和南方洪涝的频发就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尽管还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大部分的政治家似乎也不愿意冒任何道德风险去质疑气候变化的存在与因果,都在做积极应对的姿态。但是,由于各国在发展水平、政治意愿、技术能力、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潜在受影响程度等方面差异巨大,在责任、义务的分配上分歧严重,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仍未达成。

    大部分的温室气体的在大气里寿命都比较长,工业化国家对于温室气体的“库存”贡献很多,并且在当下仍旧是主要贡献者,而处于工业化过程的经济体则对大气中未来的温室气体的量的贡献预期会多。中国能源消费以化石燃料为主导,而且单位产值消耗远高于工业化国家。所以,尽管中国总体来说仍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已经接近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未来持续的高速发展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内的环境承载压力,也面临国际的环境外交压力。

结语

    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们无法细致地穷举所有的环境问题,也没有估算每一项环境问题给人们带来的健康损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产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与环境紧密相关,而环境健康专家的研究成果也早已告诉我们每一项环境污染都可能带来不利的健康影响。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场严重的污染夺走英国伦敦三千多人的性命的时候,环境健康专家就在警告世人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可能对人体带来的危害;当蕾切尔·卡逊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她的力作《寂静的春天》中用翔实的事例向人们描绘了一个可能没有小鸟鸣叫的春天时,人们终于意识到了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的滥用可能带来的危害。当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我们终于知道了各种污染物的危害。对于环境污染,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后知后觉”,只有污染事件发生了,人们才开始警觉。我们无法论断是否大众在某一个方面的每一次觉醒都需要惨烈的事件来推动,但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似乎是各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摆脱不了的魔咒。

    “发展新能源”、“节能减排”、“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在媒体的宣传下都成了时髦的词汇。大力发展新能源有助于确保能源安全和缓减部分环境问题,但是从新能源的生命周期看,一些新能源的生产如水电、风能、太阳能却又产生其他的环境问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都不是零污染能源。“节能减排”并不是“拉闸限电”,而在于技术的变革和意识的觉醒,而技术的发展和意识的提高却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绿色经济”、“发展环保产业”似乎该改为“经济绿色化”、“产业环保化”,因为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就是环境问题产生之处。环境保护不应该成为一个“产业”,而需要渗透到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悖论,比如我们倡导“低碳经济”同时又鼓励消费。不管是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对环境来说都是灾难。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似乎别无选择。一位先哲说:“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并不是因为结局是令人悲伤的,而是我们明知结局是悲伤的,却孜孜以求、欲罢不能。”地球的资源终归是有限的,而我们到底要不要摒弃凯恩斯主义?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大自然终究会让我们做出合适的选择。

    作者简介:徐建华,卡耐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副教授。电子邮件: jianhua.xu@pku.edu.cn



[1]        数据来源:历年(1991-2010)《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        Zhang, Z. (2007). China is moving away the pattern of “develop first and then treat the

pollution”. Energy Policy, 35, 3547-3549

[3]        Stern, D. I. (2005). Global sulfur emissions from 1850 to 2000. Chemosphere, 58,

        163-175

[4]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0,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美国能

源信息管理局)

[5]        Hao Cai and Shaodong Xie (2007). Emission of vehicular emission inventories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05.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1 (2007) 8963-8979

[6]      数据来源:历年(1992-2009)《中国交通年鉴》,中国交通年鉴社。

[7]      More cars are now sold in China than in America. The Economist. 2009-10-23.

[8]      信息来源: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林伟立研究员。

[9]       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环境保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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